建筑风水暗战

    风水暗战的故事在各地发生着，甚至跨越了国界和宗教，跟着华人的足迹在全世界生根。
    说起建筑的风水战，人们马上会想到1980年代香港中银大厦的故事。贝聿铭在中银大厦设计中使用他一贯的三角形元素，大厦的四个锐角像是四把刀，其中一把指向竞争对手英资的汇丰银行，一把则刺向当时的港英总督府(礼宾府)；作为回应，汇丰银行在其大厦顶楼架起大炮来对抗，港督府种了六棵杨柳以柔克刚，力宝中心则把自己打扮得如同一个钢铁侠。
    按照“风水理论”，有很多对风水有负面影响的事物，会破坏气场，给在建筑物中的人带来各种损害甚至灾难，被称为“煞气”。煞气种类很多，大类包括形煞(形状)、味煞(气味)、光煞(光线)、声煞(噪音)、理煞(理气)、色煞(颜色)等；其中形煞又分枪煞、箭煞、剪刀煞、镰刀煞、冲天煞、天斩煞、割脚煞、虎口煞、擎拳煞等数十种。而为补救风水缺憾、化解煞气的方法被称为“符镇法”。在香港中银大厦的例子中，汇丰正是因为受了中银的箭煞，才用更厉害的大炮来破解刀剑这种冷兵器。
    一条路直冲建筑物，在风水师看来是不妥的，因为风水喜回旋忌直冲，直路就像一把枪，犯枪煞，对人的健康不利、犯血光之灾。所以路冲要避免，如果出现必须化解，有的风水师建议居家设置屏风或麒麟等吉祥之物。但是，这些办法都不是最厉害的。前年网上爆出所谓史上最牛丁字路口，在北方某县有一条南北向、双向六车道的新城大街，规划本来直冲县政府门前，理论上直路越长、车速越快，煞气也越重；一位县领导也恰巧生病，经风水师指点，把靠近政府的一段街道完全堵上，不再通行汽车，并在路上设置了圆形的花坛和月牙形的喷泉(象征阴阳)，而点睛之笔则是在一个纪念碑式的底座上放置了一架报废的歼击机，似乎是用从天上请来的战斗机火力把地上的枪煞完全镇住。
    在北京北四环上开车，如果留意，你会发现在惠新东桥西北角有一个写着“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”的五层建筑物，一个龙头从平坦的房顶上跃出，龙须直指南方；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南面有两栋住宅楼，顶部都明显凸起，可能这是传说中的“擎拳煞”，住宅楼挥过来的两个大拳头被龙头轻松顶回。此外，建筑物的南大门正对惠新东桥的高架桥，桥的水平面高于建筑物的地面而且从高向低跌落，对建筑物形成“割脚煞”(风水理论认为会让楼主运气反复、财帛难聚)，于是他们在南门口放置了一对铜狮子来应对，在西侧的小门边则设置了一对石狮子，作用可能是化解来自西侧过街天桥的“天桥煞”。
    在北京金融街，有一座建筑堪称化解煞气的经典之作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大厦。从风水位理学角度看，该地块前有天桥斜去，是泄财之象，为“天桥煞”；西北面对十字路口，为“路冲煞”，西二环高架桥更是对建筑形成割脚拦腰之煞“割脚煞”。煞气太重，怎么办？据说当时颇费一番思量，最终，此楼仿照商周时期青铜礼器中最为尊贵的四足方鼎而建，鼎居古代礼器之首，标志着权力、社稷，有催官之效；侧面的楼体在东西南北四正方各开了一个凹槽，大吸财气；外立面采用黑色石材，黑色属水，水也是财；大门前立三根旗杆，就像三枝香供着宝鼎；在大厦西北角面对十字路口和天桥的地方，设置两只6米多的神兽獧狮(有唐代狮子的头和汉代貔貅的体，传说它性正直刚烈、善守财镇煞)。
    虎口煞又称开口煞，就是指建筑物的大门，正好对着类似于“口”的物体，对于住宅来说，直接面对一开一合的电梯就是典型的虎口煞。据说，建筑物上的洞口就如同猛虎之口，似乎要吞噬食物，受虎口煞的影响，会造成运气不济、钱财外流。在北京东三环，CCTV新台址的B座之所以发生火灾，有人也认为与它正对大裤衩的大虎口有关。
    对于一些新建筑，人们也愿意津津乐道地从风水的角度去说事。北京历史上有天、地、日、月、社稷五坛，其中圆形的天坛在南，方形的地坛在北，中华世纪坛是属于新世纪的，它的结构是南方、北圆，正好跟一般风水要求相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风水师的解释是，世纪坛东边是军博，算是武职机构，西边是中央电视台，算是文职机构，按照阴阳理论，东、文为阳，西、武为阴，但现状阴阳倒置，需要进行调整，所以将世纪坛南部建成方形，北部建成圆形，因此扭转乾坤。
    对于鸟巢和水立方，从阴阳两仪来分析，一圆一方，一东一西，一阳一阴，相对中轴线对称；从五行来解读，鸟巢是钢结构建筑，为金，金生水，而水立方正是水分子结构，二者相生；另一种五行解读则是:水立方是水，水生木，而鸟巢是木，二者同样相生。这两个建筑相互对应，又分别与长安街南的国家大剧院(西、文、圆形)和公安部(东、武、方形)相对，形成天地相对、阴阳交会的格局。
    这些新建筑的规划设计，也许本无此深意，而只是风水从业者、爱好者的附会解读。比如国家大剧院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恐怕并无深厚的风水造诣，鸟巢水立方的两个单体设计也是分别招标定标的结果，相生相克的关系应属偶然，而西环广场三栋塔楼的形状，据我所知，并非来源于水，而是模仿了已拆除的西直门城楼门洞的形状。
    风水理论还讲究衙前庙后不宜居住，据这种理论，衙门口煞气太重，而寺庙、道观后面的阴气太重，都不适合阳宅。当然，也有一种说法，认为“衙前庙后不宜”指的是古代，那时民居很矮小，相对衙门很弱势，所以易受煞气；而现在，人们居住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，有足够能力抵御煞气，故不受“衙前庙后”的限制。此外，医院也被认为是阴气较重的。在北京广渠路和西大望路交口的西南角，有一个五洲女子医院，而紧邻医院的西墙外就是几年前开发一个住宅楼盘，可能当时开发商考虑到紧邻医院，阴气本来就重，女子医院阴气加重，而在医院的西侧就更麻烦，于是这个楼盘的规划设计吸收了风水理论，并以风水作为包装和卖点，甚至把案名也定为“大旸楼”。“旸”就是太阳，而“大旸”则是大阳，跟旁边较盛的阴气正好形成中和，阴阳从此平衡。
    在香港，迪士尼乐园虽标榜美国文化，但在进入香港时也不得不入乡随俗，设计布局均经大师指点充满玄机；在澳门，葡京、新葡京与金沙、永利的风水局大战早已不是新闻；在北京，东单北大街与金鱼胡同交口东南角，澳门赌资背景的励骏酒店，面向路口的大门被一排圆弧形的构筑物包围，确保煞气不入、财气不露；在新加坡，新达城五栋高楼的造型如一只朝天张开的手，而掌心则握着一个命名为“财富之泉”的喷泉，紧紧抓住财气；在广州，东风宾馆在对面的中国大酒店建成后生意日衰，认定为后者的大门“冲”了自己，于是在宾馆门口修建牌坊，促使生意好转。
    风水暗战的故事在各地发生着，甚至跨越了国界和宗教，跟着华人的足迹在全世界生根。一个海外的中文风水网站如此描述迁入新居的程序要求:“为了安全起见，在择日搬入之前，可按自己的方法和程序清场，如念大悲咒、往生咒等，也可以请风水师、法师、牧师等来清场，具体情况视新屋主的宗教信仰和感受而定。”
    难道牧师也略懂风水？
    在国内，近几年来风水已重新成为一门显学。除了商人，政府官员也推波助澜。《人民论坛》的一篇报道说，在公共建筑工程兴建中，“长官意志”几乎决定了每一个细节，不断出现的“风水楼”很多来自主政官员的“构思”。这篇报道剖析官员迷信风水，有为求升迁求财运、为消弭灾祸、为寻找精神寄托等多种心理，并认为“对一些官员而言，风水最大的功能就是保佑自己升官发财，于是公共建筑就成为他们寄托对官运、财运无限憧憬的最好载体”，“一些无谓、无聊甚至无稽的风水理念大量融入地方公共建筑，既给公共财政造成损失，也严重影响了城市建设的质量与格局。”
    风水是科学时代之前的古人，将在择址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的结果，是对不确定环境的神秘化理解，也是一种心理慰藉的方式。正因为来源于长期实践，所以“风水”中存在着一些合理因素，当然也有很多不科学的成分。更何况在风水学中，各门派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，如前面提到的风水，多数只代表了风水宗派之一的理气宗，即注重阴阳、五行、干支、八卦、九宫等相生相克理论，而风水中更古老的另一派是形势宗，它注重的是寻龙、观砂、察水、点穴、取向的选址方法论。据说陈水扁也颇信风水，但风水没帮他避免成为阶下囚，不过，另一拨风水师会出来说，他的御用风水师水平不行，找我嘛！
    按道理，对坚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执政党来说，建筑风水中除了可以用科学来证明和解释的部分之外，都应属于封建迷信，党员尤其是官员是断然不可相信的。《人民论坛》的那篇文章说:“对官员而言，"民众的诉求与福祉"才应是官员心中最大的风水，也应当是官员一切的精神寄托所在”。